【新刊】吴毅 汪洋｜外向发力：近代以来中国爱国主义的发展简论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3年第3期。图片来源：搜狐网。】
【内容提要】现代爱国主义是因应“nation-state”（国民国家／民族国家）出现而产生的精神与情感，以优先建构国民权利抑或国族权力，爱国主义呈现出“内向发力”与“外向发力”两种类型。型塑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是中国人民为争取中华民族国家独立对强权国家的抗争，这决定了爱国主义“外向发力”的特征与效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爱国主义从属于社会主义政治，但是在对美国、苏联的斗争中，阶级革命的话语仍然透射出外向发力的国族抗争政治。80年代，体制、知识界与大众层面的爱国主义共同叠拼出多元内向的图景。90年代以来，外向发力的爱国主义愈益为体制意识形态倚重。在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下，需要均衡“nation-state”意义上的“国民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发展，以爱国主义的内向性建构优化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国民-国家关系，化解困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
［关键词］爱国主义 国族主义 外向发力 内向发力
一、引论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中国爱国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它特指伴随传统中华帝国向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国家（nation-state）转型而形成的一种指向中华民族这一新型国族（state-nation）共同体意义的政治与文化情感。就此而言，如同许多现代性现象一样，本文所探讨的主题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这样讲，不是说传统时期的中国不存在“爱国”思想，但两者各有源流，未必能直接对接，则为学界所认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中国爱国主义既受到之前与同时期英美与欧陆相关思潮的影响，更是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发展的产物，它表现出自有的特征，并且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构建体制化意识形态与型塑国民情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文化的开放与多元，在体制对社会思想的引领与规范上，其作用更加突出。因此，对它的研究，自应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
既往关于中国爱国主义思想史的探讨，更多聚焦近代爱国主义的产生、特征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方面，且主要集中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但作为纵贯近现代及当代的重要思想存在，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有哪些演进与变化，呈现何种功能等，较少有基于实证材料的研究，且缺乏从近代到当下的整体性考察。这种缺失，很难让人们从历史与思想史的深处把握其内涵、结构、特征与功用，更难建立起对中国爱国主义发展路径与变化的实证性理解，从而不仅影响对爱国主义发展史的学术化耕耘，影响我们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民族情感这些比较特殊的存在，更影响学术对现实应有作用的发挥。有鉴于此，本文拟接续既有研究，对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作为意识形态引领构成的中国爱国主义的发展脉线，做一贯通性的梳理，以探究其发展路径、总体特征与社会影响。
首先有必要厘清近代以来中国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共识，一般认为现代爱国主义是因应“民族国家”（nation-state）出现的精神与情感产物。所谓“民族国家”，最早源起于欧洲，即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后所出现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趋势，即国家与民族相结合，国家政治单元与文化、血缘性民族单元相联系，而该单元中的居民，也开始成为基于共同国家身份认同的国民。是故“nation”一词，不仅指向原初的族群历史文化共同体，也逐渐衍生出较族群含义更广的国家和国民的意义。近代欧洲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或者说与它联系紧密的民族（国族）主义（nationalism），正是产生于这样一个过程，即虽然对祖国、民族的热爱与忠诚一直都有，但是自从民族国家出现，爱国主义与以国族为指向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就共同构成了国民之于国家和国族的虽然重心不同，却相互缠绕的感情与思想资源。
当民族国家不仅指政治地域，更指政治形态时，爱国主义便与民族（国家）密不可分。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认为，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是英格兰，在16世纪初的英格兰，民族指全体居民，其与此时的“人民”（people）同义，指主权的持有者、政治团结的基础和最高的效忠对象。民族与居民和国家（政治、地域和族裔）含义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主权人民”（a sovereign people），是故民族国家观念的本质就是人民的民主，内含个体-自由主义的价值。也因此，建基于此的爱国主义在本质上便是自由普世主义。以后来的共和爱国主义（republican patriotism）观点来表述，爱国主义是以公民为基础的民主实践，要回答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个体如何联结成整体的问题，因此，此种意义上的爱国，无关“出生地”或现实统治，而是指向对人民共同自由的生活方式之爱。
英国对近世文明的巨大影响，使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建构范式输入欧美及其他地区。在这一过程中，除开英属北美殖民地及后来的美国延续了英国的公民爱国主义，民族国家又开始生发出另一种特殊主义的情感与价值类型，即在不具备民主与民族的一致性时，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从强调人民主权的特性转而强调特定国族内人民的特性，由此民族国家就未必与公民的成员资格相关，而是与文化和族裔成员资格相关。相应地，个体-自由主义的人民主权也转化为集体主义的国族主权，其中尤以德、俄为典型。而法国则处于两者之间，既保有由启蒙运动所承袭的“公民宗教”的爱国叙事传统，也在长时期的战乱中强化着对自身民族的集体主义认同。不过，以上只是为方便分析所做的类型区分，更多新型民族国家由原来的多族群传统国家或帝国转型，其国族与爱国主义的建构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由此可见，“nation”不仅是一个与特定制度（state）相联系的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也逐渐发展出约略可以被分为更加强调国民主权与更加强调国族主权这样两种重心不同的爱国主义情感与价值取向——它们各自又可以梳理出不同的流派，如共和爱国主义、宪政爱国主义、民族爱国主义、国家爱国主义等。根据这两种取向对国民与国家在“nation-state”建构中作用大小与先后的强调，我们将前者称作内向发力型爱国主义，即优先强调以国家内部国民权利、自由的保障凝聚认同，形成忠诚的国民国家共同体；将后者称作外向发力型爱国主义，即优先考虑本国族之于外部世界其他国族的关系来奠定国族主权，形成民族国家共同体。虽然这样区分有简单之嫌，现实的经验会更复杂，但是以优先建构国民权利还是国族权力为标尺，在诸多情况下还是有助于理解不同类型的爱国主义的特征。
现代化进程中的欧美先发性，促使以上两种爱国主义都对更大范围的世界产生影响。晚近以来当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进行自身民族国家的建构时（如中国在清末民初面临中华民族国家的建构），它们同时受到以上两种爱国主义取向的影响。而具体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两者的影响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接受地如何取舍，受当时流行于欧美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征的影响，更与接受地的政治文化结构、重大社会事件和这些思想的碰撞相关，而碰撞中谁更契合接受地的紧迫需求则是关键。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由上述因素所型塑的近代以来中国爱国主义的价值偏好、发展路径、社会功用与绩效特征等几个方面，确立对其进行考察的时空坐标与阶段区分。
本文将分以下几个时期考察：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生成与奠基期（1900年前后—20世纪40年代）、后革命时代爱国主义的特殊表达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爱国主义的多元变化期（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对爱国主义的重新塑造与全面倚重期（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们认为，上述四个阶段呈现有迹可寻的演进轨迹与特征，前后关联，构成我们理解当下爱国主义的基础。因此，深入理解不同时期型塑爱国主义的社会结构与重大事件，探讨爱国主义的演进历史，对于把握中国爱国主义的总体特征十分重要。本文将提炼爱国主义的阶段性表现、特征与功能，贯通性地理解其变化，把握整体变迁轨迹，努力为更加深入的分期研究打下基础，也为把脉爱国主义在当下的特征与效用，研究其未来走向提供思考。
二、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生成与奠基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传统中国有其自身的爱国思想。但古时之“爱国”，与人们对其所在的血缘宗族集团及地域利益的牵挂有关，对祖宗之地、父母之邦的自然与宗教情感，积淀出基于宗族邦国的情感与忧国、卫社稷、尽瘁事国、图国忘死的情怀与观念。而自汉代以后，儒学所宣传的报国则对应家国一体、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爱国与忠君相联系，归属于天、地、君、亲、师的儒家政治与道德伦理。
不过，“秦制”的国家在本质上是皇帝与皇族的私产，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更主要是对精英阶层产生影响，普罗大众受精英施教而与儒家政治伦理发生关联，但他们与国家的实然联系则相对松散，“天高皇帝远”和“过日子”的心理更反映了民众的真实家-国观念。所以，才会有顾炎武的“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之分，也才会有改朝换代之际百姓躲避战乱与改做新朝顺民这一更为普遍的选择。但是，即便如官僚士大夫阶层的“爱国”“报国”，有基于忠孝伦理以及对血缘故土、家国山河和黎民百姓的情怀，无个人与国家基于权利-权力相互构置的心理契约；对国与国关系的认知，也基于“华夷之辨”的中华中心主义秩序观，无“民族国家”间主权平等的意识。这里的“国”指向统治权而非国民权，指向文野区隔而非国族平等。因此，如果要借日后西来的爱国主义框架给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定位，其更具有传统君国主义的伦理特质，既非围绕国民权利-国家主权来建构的“公民宗教”，亦非基于国族文化特性的身份认同，尽管它也会对普通民众发生影响，并塑造他们的观念与行为。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可以讨论始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必须指出，迄今人们所谈论的中国爱国主义思想，其实是在近代中国放弃传统君国主义与中华中心主义秩序观，融入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虽然这个过程充满屈辱与艰辛）。就此而言，可以认为如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观的出现，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也主要是基于外因推动而产生的。西力东压下的西学东渐，不仅带来了西方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爱国主义，也带来了尊崇与捍卫国族主权与文化的民族主义。如清末民初出现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大同”和“五族共和”的思想，便是两者的混合。其中，既包含建立拟西式君主立宪或共和政体的追求，又有联结原有各个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的想法。可以说，前者多少是对内向发力的爱国主义的响应，而后者则是外向发力的爱国主义的实践。但中国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加之传统政治文化一向重国家轻个人，使通过政体变革改变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向性努力无法成为始终如一的核心追求，而捍卫国族主权与文化，建构大中华民族的外向性发力更易为各界，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所接受，进而主导了体制与民间的爱国主义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近世以降的中国爱国主义，从实然层面看，经历了西式爱国主义对传统中式爱国思想重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两者相互影响，但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主要基于外力推动而形成的全新特质，诸如内涵构成、价值取向、作用对象、实现路径与动员功能等，已非传统爱国思想的自然延伸。
当时局艰危促使救亡成为时代主题之时，各个政治社会群体皆会基于自身的利益与认知，在对爱国主义的重新解释中各有所持。是故同为爱国与救亡，会有爱谁的国与救谁的亡的分岔。以对清末民初时局产生主导性影响的革命派与立宪派而论，他们所持的爱国主张与国家表述即各有不同，甚至根本对立。
以革命党为代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所爱的国主要指向清兵入关之前的明代江山，救亡图存也就是要推翻“满清异族”统治，恢复明代“中华”，所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也。而初时他们对具有与西方“nation”（国族）相通约的“中华民族”的理解，也主要指向汉族，更接近汉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所以，“满清”统治便是亡国，而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汉民族的中华新国家便是救亡。只不过此时的新中华国家需要以共和政府的形式去构建，即所谓“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联袂。可见，在孙中山等人那里，对民族国家概念的理解更着意于族群的血统、语言、宗教和文化等自然属性，也因此以爱国救亡为使命的民族主义更呈现出族群向外的反应性抵抗特征，而非以民主来奠基与框架民族。基于此，许纪霖才认为在这种“民族与民权，民族共同体与民主共同体”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与实践结合”，两者彼此分离而非共源同生。不过，针对清廷为维护自身统治而着意强调臣民的忠君爱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反专制与创民国，在实践上也潜藏着连接共和爱国主义与民族爱国主义的可能性。
力主以改良清王朝挽救危亡的立宪派则又有主张。尽管因位置与利益的差异，他们内部存在着“大清”与“中华”孰重孰轻的心结，但其主流已经意识到既然代表“中华”的“大清”据有如此庞大的领土与人口，怎么可能只顾明代江山而弃其他疆域人口于不顾？以梁启超为例，他初时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后来逐渐泛化，将汉、满、蒙、回、苗、藏等各个民族包纳其中，使其具有多民族融合的新“国族”含义。梁启超的变化固然反映了他对“排满”可能导致中国分裂的忧虑，但以承认现实政治为前提来推动改良，以图保国，应是更为根本的思想基础。显然，梁启超的国族观已与近代欧洲主要以单一民族为基础不同，却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思路相近，也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强调公民之于国家进步的作用，强调民族的公民基础建构，打通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有利于克服传统儒家君国思想的局限性。他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实际上包含以国民政治认同和国家的精神文化信仰为基础去建构现代国家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双重意涵，从而为日后以国民的自主性为基础，具有共和主义取向的政治爱国主义和以国家的精神文化为灵魂，带有社群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打下了共同的基础。
在概念史的竞争中，历史选择了梁启超。辛亥革命后，在新国家承袭清朝之大统，防范分裂的大背景下，融汉、满、蒙、回、苗、藏等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的思想与实践最终占据上风，包括革命党人在内，都与时俱进，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关于中华民族的新定义。因此，伴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华民族也逐渐具有作为其疆域内原各民族共同表征的“国族”的政治-文化意义。
不过，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成长主要沿着孙中山的族群对外抗争的道路前行，并以此框定爱国主义的基本特性与发展路径。中华民国建立后，一是无力摆脱西强中弱的国际格局，二是日本加紧侵略中国，致使“救亡压倒启蒙”的逻辑进一步被强化。这就使得以族群为基座，目标对外的爱国主义具有路径依赖的意义，虽然这种选择是基于形势的反应，但爱国主义仍然主要走上了外向发力的族群民族主义建构道路。因此，对于中华民族，主要是在“国族对抗”（此时已由汉族反满放大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敌），而非国民之于国家主宰的意义上理解与使用；以强调血缘、文化共同体的主体性来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各种从保守主义到社群主义的民族观，则从思想文化方面呼应这一趋势。是故，爱国主义作为“民族建国”的工具，在现实的政治与社会层面获得广泛影响，表现出强烈的外向抗争的民族与文化主体特性。尽管知识界也一直存在关于中华民族之于中国现代政治共同体建构的讨论，存在通过内向发力，以国民政治权利的实现来凝聚国家意志，以共和爱国打通族群民族，实现国民国家建构的声音，但是这类讨论始终局限于小众范围，无法回避“外竞”强于“内竞”，个体自由服从民族崛起，国民权利服从国家权力，并通过国家这个权力集装器转化为反抗侵略的民族能力的时代逻辑。即便是现实政治中诸如反对袁世凯称帝与蒋介石独裁，以及共产主义革命争取人民当家作主的“解放”话语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内向性，也仍然要服从这一大的时代逻辑，必须将对手钉在对外妥协、投降和卖国的耻辱柱上。
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爱国主义表征救亡图存的效用要远大于表征建设国民国家的意义，其所承载的最基础任务就是挽救国家危亡，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并且也以此来框定自身在其后发展中的路径基础。当然，还是有必要说明，历史进程中的行动者未必会如作为研究者的我们那样，去细究爱国主义之外向发力与内向发力的作用关系，对于他们而言，上述选择自是适应时代需求的响应。
三、后革命时代爱国主义的特殊表达
我们将20世纪50年代至 70年代这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以革命取得政权后继续以革命方式改造社会的时代——称作后革命时代。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爱国主义作为抗衡外部强权、凝聚国内民心的思想资源，与爱党、爱社会主义连为一体，不再呈之前主流之下仍有分岔的状态；二是社会主义作为统摄国内、国际事务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对外斗争中代行爱国主义的使命，但其仍然透射出外向发力的爱国主义功能。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外交上的“一边倒”、朝鲜战争、中美对立、台海分治，决定了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悲情仍然以新的形式在新的时代延续。这个阶段爱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国家建构的思想失去基础，爱国主义是体制用来对外抗争强权，对内凝聚民心的思想资源。经过持续和系统的政治社会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民主革命领导者和中华民族解放者的话语深入人心，而抗美援朝又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消除了长期以来存在于部分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亲美、亲西方情绪。这一切，都让爱国主义与党、革命和解放等政治话语相联结，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成为爱国的最重要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爱国主义找到了新的体制承载。
不过，从更长时段看，爱国主义并非这三十年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伴随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占据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爱国主义对其具有从属性与服务性。因此，要全面认识这三十年爱国主义的表现与作用，必须将其置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关系中去理解。
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爱国主义预留空间。在马列主义的理论视域中，爱国主义所支撑的民族国家只是一种地域性和阶段性，并且逐步趋于消亡的存在，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则是未来世界的普适性目标。因此，爱国主义即便有一定的价值，也仅仅指向当下，其作为一种认同民族国家的思想情感，要服从并服务于更加崇高、更加广泛的超民族国家范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服务于通过不断革命最终消灭国家的共产主义伟业。爱国主义即便是暂时可用的资源，也不处于思想理论阶序的高端，高端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国际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民族主义也被认为是妨碍世界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而需要防范的，故而新中国成立之初爱国主义的功能，也越来越被社会主义制度与思想的合法性建构所替代。但是，民族国家毕竟存在，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仍然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所谓国家消亡，以经典理论看也指向未来而非当下。现实的经验更是证明，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利益也未必一致，因此爱国主义仍然会在捍卫民族国家利益方面发挥作用。典型如中苏关系破裂后的意识形态大论战，虽然中国对苏联所使用的“批判的武器”主要来自经典社会主义的理论，但在这种“批判的武器”表达中，仍然隐含着对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关切与维护。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特殊的时代现象：社会主义承担起爱国主义的功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的经典话语日益取代并覆盖了爱国主义。
有学者以最能反映主流政治理念变化的《人民日报》为例，从数据统计和文本分析两个方面梳理其从1950年至2011年对“爱国主义”概念的使用，发现改革开放前爱国主义的使用涉及政治与社会整合、统一战线、抗美援朝、国际主义、国家统一、历史文化与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除了抗美援朝和国家统一、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等主题，其特定标记性不强，爱国主义更类似于一种社会黏合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爱国主义”的使用在总体上逐渐让位于其他更具有阶级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这一趋势在6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达到极致。研究显示，甚至1969年3月的珍宝岛战役和1974年1月的西沙海战都没有从爱国主义角度进行报道，用来标记珍宝岛战役的是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的话语。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使用具有工具性特征，远不是一个能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话语比肩的意识形态体系，即便在对外冲突中，后者也同样体现出支撑作用。
那么，这是否说明爱国主义的地位下降，由外向发力转向对内整合呢（尽管这种对内整合不同于前文所述的内向发力）？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既已自觉进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成为其中重要一环，自然要“心怀全球，放眼世界”，关心更为宏大的人类命运。就此而言，爱国主义服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势所必然。因此，不要说中苏关系正常时需要适当约束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就是在中苏关系急转直下后，中国在国际反帝、反修斗争中所标举的，也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世界革命大旗。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世界性的确会限定爱国主义的话语使用。
但是，这又绝非可以被简单理解为是爱国主义走衰，或是承袭自近代的外向发力的特征消失了。新的世界革命固然是执政层关心的问题，但是这种关心仍然无法脱离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利益关切。民族国家既在，爱国和维护国家利益就是一个无法在思想和实践中回避的问题。既便是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实现全人类解放这样的大问题，落实到具体的政党那里，也无法不首先从本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去思考，更不会不去考虑本民族国家在其中的方位。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关于世界革命的主张，关于反帝、反修，固然会从马列经典理论中寻找依据，确定立场，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支配这些立场与行为的更为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中，又都透射出摆脱列强控制的新兴东方大国对现实世界秩序中新老强权国家继续斗争的意志。初时，这种斗争主要针对美国，以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较量的方式出现，但很快随着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而将锋芒指向苏联。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表面上是争夺马列主义的正统，内里却主要是中国反对苏联大党与大国主义的斗争。斗争话语是世界革命和国际阶级斗争的，理论背后的现实关切却是民族与国家的。故而在事后看来，“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因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撇开那些激越高亢的意识形态大词，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当时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面对苏联打压的反抗脉线。也就是说，哪怕是资本主义阵营作为大敌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团结话语也没有覆盖中苏两党、两国各不相让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争论的形式、问题与内容在今天看来可以重新检视，但是在中国人看来，“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始终坚持说：“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可见，对外发力的爱国主义在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其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呈现。
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三个世界”理论是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加剧，甚至企图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后，毛泽东为重塑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所做出的战略应对。从这一理论的提出过程看，尽管从思想情感和意识形态立场上毛泽东始终坚持反帝、反修并重的世界革命立场，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他最终还是做出了与美国和解，共同反对苏联的抉择。因此，“三个世界”理论虽然仍旧以阶级思维作为划分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依据，但这里的阶级关系不再是不同阶层间的社会关系，而是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混合体，其中既有世界革命思想的延续，又有国家间的现实主义博弈，其实质则是反对当时中国头号敌人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为了达成这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甚至过去强调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争取的对象。这样，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划分的意识形态理论所最终包含的，仍然是要维护中国国家最大利益，甚至中国在其中作为领导国家利益的目标，世界主义式的话语就这样传递出国族爱国主义的思想。
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意识形态支撑上，以民族国家为论述对象的爱国主义似乎让位于以阶级与人类解放为论述对象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以民族国家为依托的现实不可能让爱国主义真正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所覆盖，反倒是其被隐含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其实质仍然是外向发力的国族抗争政治，从而成就了爱国主义在这个时期的特殊表达方式。
四、改革开放初期爱国主义的新变化
20世纪80年代是爱国主义受到系统化重视的一个新起点。执政党停止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激进的阶级斗争话语逐渐退场。当中心工作不再以世界革命、激进的社会改造，乃至人民群众“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为主旨后，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被纳入中国这一特定的民族国家框架重新思考和定位，由此，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振兴中华，便成为更为现实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转型中，以国族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必然要重新进入体制化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周陆洋的研究显示，《人民日报》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一波宣传和讨论爱国主义的高潮，与5年前的西沙海战相比，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报道中爱国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主题。
从体制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大致需要满足这样一些政治再构的需求：
首先，将爱国主义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地位，以弥补阶级和世界革命话语退场所留下的空缺。承前所述，虽然爱国主义从来是党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面旗帜，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除了抗美援朝这一特殊时期，宣传教育主要从属于政治运动，意识形态话语服务于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和反帝反修反霸，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与世界视野。而此时的意识形态论述则必须重新立足于中国，爱国主义也要走进意识形态体系的中心位置，打通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历史中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解放之领袖地位，并进一步论证党在当下重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与担当。由此，世界革命与人类解放的阶级叙事转换为民族崛起、国家复兴的强国叙事，阶级斗争让位于新时期的民族团结与阶层协作。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作为自近代以来一直影响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思潮，再度回归中心。
其次，借助爱国主义重新打通与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关系。爱国主义至少有三层使命：修复与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在爱国共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调动他们投身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寄望改善中国大陆与台、港、澳的关系，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础上寻找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争取和团结海外华侨华人群体支持祖国建设。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成为建立新时期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第三，借助爱国主义重新塑造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历史观。80年代初的一个重要口号是要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问题重新纠正过来。具体到对青少年的教育，就是要将他们从过去十年的错误束缚中解放出来，要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祖国的悠久历史文化，而非像过去一个时期那样除了农民起义、秦始皇与法家，其他的一律否定。由此，爱国主义又肩负起重新接续民族历史文化之根，重建民族文化自信，重塑历史观的使命。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于1983年7月2日下发了《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对相关工作做出部署。
凡此种种，都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理论的与时俱进，爱国主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助力国家与社会重建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总结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的创新时，学界多突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理论主张，忽略了这些主张所安放的空间基座的变化。这里有必要指出，80年代百废待兴，人民对改革开放充满期待，爱国主义为体制与民众的思想从世界视域转向国家视域（或者说从一种有别于传统天下主义的“天下主义”转向国族主义）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能，“社会主义的民族建设逻辑”成为改革年代体制思想的基本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时期爱国主义的主要功能开始转向内部，即整合政治、凝聚民心。
不过，这种意识形态转向所导致的爱国主义复苏中的内向性趋势，与20世纪上半叶知识界以共和爱国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增进国家的民主性建构的主张不在一条脉线上，勿宁说其目的主要还是承袭50年代初期的传统，在治愈民族创伤的基础上，将各阶层、各族群人民，包括海外华人团结起来，将振兴中华这个最大的民族共识横移到对体制及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可与支持上来。因此，它是内向的，但内向性是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为基础的。根据我们在引论中确立的是优先建构国民权利还是国族权力的标准，其仍然属于优先考虑本国族之于外部世界其他国族的关系来奠定国族主权，形成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范畴，是外向发力型爱国主义的功能内移，而非特性变化。
但是，新的时代又为爱国主义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机会，其背景就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启蒙。“文革”结束后，伴随国门打开，知识分子再一次睁眼看世界，一批人文社科知识精英发起了大规模的西学翻译运动，各种西方学术与文艺译著的出现尤如井喷，一时成书界盛景。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包括“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文库”等为代表， 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众多介绍西方现代学术理论与思想的著作。新时期的西学东渐，让国人重新了解西方，再度融入世界，并因此激发出民间、半民间社会的新启蒙思潮。这一思潮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大大推进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开放，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样，在新的舆论场上，便形成了民间、半民间的思想启蒙与体制对民族振兴的大众动员与思想解放的交互促进，这必然促使爱国主义呈多线演进之势，与此前主要由体制引导不同。
这在知识界及大学生等群体中表现最为显著。这个时期知识界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复兴”在本质上已经从民族与国家的层面下沉到人的层面，即通过“人”的复兴去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复兴。对“文革”的反思，对“五四”的接续与反思，对新思想的汲取，让人们开始以世界的尺度来衡量国家与民族的尺度，“世界的现实，就是中国的未来”。爱国主义开始具备世界主义的内涵，而中国的复兴之路则在于吸纳与走向世界文明。因此，80年代的知识界所忧虑的“不是‘中国的消失’，而是‘被开除球籍’，他们关怀的共同点是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在这个尺度下，爱国主义虽然还未自觉与20世纪上半叶的共和爱国取向接轨，但是其典型表现已经是通过呼唤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此时振兴中华的口号并不具有排外性，而是具有激励国人在改革开放中自信、自立、自强，通过学习其他民族国家的优秀文化，迎头赶上的意义，其开放性、包容性与世界性的特征较明显。故而整个80年代，对于一代知识人，在个体目标上发愤求知，立志成才，在集体目标上拥抱改革开放，是爱国主义的典型表现。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在这一时期表现出过多反思中国传统文明，向往西方现代文明，希望尽快融入现代化普遍历史的倾向。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各种操切之举，以及由此给历史带来的复杂影响。正是在这种操切中，外反侵略、内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忧民族、忧国家，都被他们视作爱国主义的行为。而典型如“球籍”问题大讨论，“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之争，皆是其中最为激进的事件。现在，我们清楚的是，对于这些事件，体制有结论；而我们不清楚的是，作为行动者，他们当时是否已经将自己的思考自觉纳入自由主义的范畴？他们究竟是主观，还只是在客观上有接续20世纪上半叶相关思想脉线之效？当然，这不是一个靠总体性判断就能够简单回答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分层与分人的理解。
进一步放宽考察的视野，又会注意到上述特征并不是唯一的民间脉线。就普通大众而言，国族爱国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在这个时期具有大众传播意义的文化或社会事件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些事件有正面的、中性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如香港电视连续剧《大侠霍元甲》《陈真》在内地播放引发巨大反响，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和《大号是中华》激发了国人普遍的爱国热情；《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和《故乡的云》等港台歌曲一经传入，同样击中了国人心中天下炎黄是一家的民族情感，迅速火遍大江南北；中国女排“五连冠”，更满足了民众渴望中国崛起，进入世界中心的心愿，体育承载强国的重任，女排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国民的精神偶像。中性的，如金庸武侠小说的传入，电影《少林寺》、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等热播，带动全民性的武侠热以及对中华功夫的推崇，广泛的传统文化复兴更是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国人心中新的精神文化支柱。负面的，如1985年“5·19”球迷骚乱事件，刚获得亚洲杯亚军的中国男足在第十三届世界杯东亚预选赛小组赛中输给被认为是弱旅的香港队后，现场球迷情绪崩溃，围堵双方球员，打砸公共设施，袭击外国人，破坏外国机构汽车，甚至攻击香港人等，第一次让人们见识了体育比赛中所夹杂着的民族主义，尽管对手并非外国，而只是具有独立参加世界杯资格的香港。不过，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或者说民族情感主要集中在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文化精神表达与对民族文化复苏的尊崇上，自闭性不强，一方面与国门打开后涌进的西学思潮交相作用，另一方面又成为制约后者的一种弥散的，却可能是更加基础性的民间思想与情感。
总之，改革年代的一切皆被赋予“改革”的特色。爱国主义一方面为体制所倚重，一方面为知识界所标举，同时又带出体制内外回向民族文化传统的强大趋势，虽然路向各不相同，甚至互有碰撞，却共同叠拼出20世纪80年代的多元化图景。这说明，在日益走向开放的中国，思想的多元已然呈现，但没有人怀疑振兴中华的爱国义理，也没有人怀疑爱国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之重要思想与情感动力的正确性。是故，被视作自由化的行为，也仍然必须从解决“球籍”这一民族国家崛起的思路中去寻找自身的依据。就此而言，爱国名下内容各异的内向发力，的确是这个年代不同于此前的特征，尽管后来的历史表明这只是一种短暂现象。
五、世纪之交对爱国主义的新塑造
20世纪9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巨大改变，由体制主导的爱国主义发展进路再一次因应改变，80年代作为意识形态重要基础的爱国主义此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具备了作为意识形态体系核心支撑的意义。
1990年5月3日，江泽民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发言题目就定为《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1991年3月，江泽民又致信李铁映、何东昌（时任国家教委主任和副主任），提及要加强青年学生的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从这两份文献的内容看，前者通过强调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呼吁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确立自己的历史位置，建功立业，后者则是针对学生，想借此增强其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防止崇洋媚外，均是为了应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91年9月《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一份后来广为流传的报告《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则让我们有机会深入观察这一时期体制是如何将爱国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提升为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支撑。
报告指出，传统思想教育的影响力已经降低，如果“一味坚持过份僵硬的意识形态，其结果反会使激进主义显得合理”。国家需要转换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创造性再解释，而“侧重点应放在马列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结合上，应放在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再解释上。中国的大国穷国特征，中国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的特征，中国百年分裂、倍（备）受外强欺侮的特征，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我们目前说服人民的最有效办法”，也是增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因此，在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应重点突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强化人民国家民族利益的观点”。“新时代的国际形势演变，已经将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从国内转化为国际间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在反对‘和平演变’时，如果突出这一方面，其效果会更好，它更能唤醒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卫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推动现代化事业的丰富的精神资源”，“在今天这个时代，恰恰能够为普通群众提供伦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终极价值皈依”。
显然，这已经不是在一般地谈爱国主义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是力图重构作为体制支撑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而多年以后所看到的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这份报告的份量。2005年第4期《南方人物周刊》在一篇介绍潘岳的文章中提及这份报告，文章指出报告是在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潘岳等人的策划下形成的，称报告是由一批年轻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共同起草的“战略性文件”。如果我们对报告的发起和参与者做进一步探究，会知道“战略性文件”一词并非随意使用，而是定性准确。
需要提及的是，这份“战略性文件”产生于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南方谈话构成了之后国家战略调整的思想基础，而报告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与南方谈话的精神并无矛盾，或可视作体制中一批有能力影响国是者另一个层面的思考。现在我们没有条件去复原高层在此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但是推测在这两三年，尤其是苏东剧变前后，高层经历过一个将爱国主义提升到系统性核心政策应对的积思广益与运筹帷幄的过程，应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因此，我们才会注意到在其后若干场合继续强调爱国主义后，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对全民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原则、内容、重点等做出了系统的规定。至此，爱国主义最终被提到思想意识形态中心工作的高度。于是，相较于在经济上强调市场经济，政治上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则强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工作中心。
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整体偏自由的理想主义，90年代以后的学界逐渐分化为温和保守型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与新左翼等多个流派。基于新的形势及对80年代的反思，他们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面对并适应由体制提出的带有开放与包容特性的民族国家议题。由此，80年代启蒙与传统思想的博弈为一种重视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价值观的讨论所替代，后者成为新的学术潮流。尽管讨论者的动机与原因各有不同，如有基于与前述报告类似的考虑，有基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设想，有基于新形势下中国民族国家自立的思考，有基于新儒家的回归，甚至西方“后学”理论的影响，但是从学理上去探讨民族主义、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逐渐成为新风向。这一风向固然包含不同的价值考虑，但它从80年代思考中国如何进入世界反身思考中国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则是总体特点，而这无疑与此时体制通过倡导爱国主义，突出民族国家利益来凝聚民众的意识形态转换形成某种契合。政学两界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和浸润这一时期的大众思想，尽管学界的理路并非完全一致。
由此，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塑造普通民众政治价值的主要选择。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两个有联系的概念，前者指以自我民族利益优先为基础的情感、思想与运动，后者则被赋予更多的情感与价值规范，要求个人或集体对祖国认同、支持与忠诚。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场域，多以爱国主义替代民族主义的概念使用，毕竟对后者包含更加复杂的评价。而此时爱国主义被体制聚焦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之上，因此，虽然意识形态也显现出“从超越性到世俗性、从排斥性到包容性的变迁轨迹”，但是对民众爱国主义的塑造更主要体现现实国家的需求。由此以后，如果说对执政党的评判主要以能否做到“三个代表”、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标准，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思想和行为的底线要求则是维护国家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对爱国主义做学理阐释时，可以强调公民权利与国家的关系，可以强调爱国主义的公民性质——事实上，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化，90年代以后学界对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研究已经溯源至中国近代早期，与当代海外研究接轨，共和爱国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也已经成为一些学人的价值立场——但是当他们面对专业领域之外的公共场域，尤其是网络环境表述国家统一、民族大业等基本问题时，也都会选择与体制一致。而任何直接和间接的反向言行，不用体制出手，便会遭到大众抵制。也就是说，其他问题可以多元，但民族国家的政治正确不容碰触。因此，虽然学术研究中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有多元呈现，但这种多元仍然局限在专业研究以及对知识等精英阶层的影响。在大众领域，民族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始终是主导模式，且表现出新的特点。由此，中国爱国主义的发展进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并绵延到当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对立性存在，为国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高扬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动力。西方对于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一个矛盾体，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尤甚。一方面，西方是镜鉴，其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能力自近代以来就是我们一直要学习和赶超的；另一方面，“西方”所承载的价值与意识形态又构成对体制的威胁与挑战。这决定了国家在做出对外开放的抉择后，一是要努力与西方国家进行尽可能深入的经贸与科技文化交流，学习、引进其先进技术，一是要防范其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影响和对体制的消解。显然，随着局势变化所带来的中美（西）关系改变，90年代以降爱国主义在后一个层面肩负愈益重要的使命。就此而言，此一时期受体制引导的爱国主义主要是外向发力的，防御性功能显著。
不过，这种外向防御的爱国主义在多数时候不会再以公开的意识形态较量的方式进行，因为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价值也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标举，尊重和保障人权更是写入了宪法。较量主要以捍卫民族国家利益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深层的中西价值-体制之争在更多时候以表层的体制抗衡西方打压的形式表现出来。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处理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基本策略。何况中西经贸、科技交往因为游戏规则不同存在不少利益差异与矛盾，更为这种抗衡提供了理据。由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多时候被定义为国家间的利益纠集与冲突，纠集反映的是中西交往中的利益重叠，冲突凸显的则是中西交往中由体制-价值所决定的利益差异。但是，即便是后者，也不会刻意强调“社”与“资”的对立，而更主要是从民族国家立场叙说。体制与价值阐释的本土化与民族性，西方为维系自身霸权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打压以及中国的反抗，构成了核心的叙事框架。也因此，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成为反抗打压与凝聚民意的重要工具。
因此，现实中凡是有助于激发民众的民族、国家自豪感，或者反过来，凡是会对这一自豪感带来伤害的事件，均会构成弘扬爱国主义的重大契机。以世纪之交为例，正向的，如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中国男足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反向的，如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3年中国申奥失利，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及中国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贸易、文化及政治冲突。前者可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后者会消解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爱国主义构成了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中愈益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部件，成为民众国家情感的主要型塑机制。
也许值得提及的是1993年中国申奥失利及以后一系列事件的民间影响。中国文化似乎很讲究数字之于运势的象征性意义，官方显然希望拿下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虽然客观分析未必没有困难之处，但是此次申奥失利还是让国内民众的自尊心受挫，这种受挫通过悲情的发酵而让民间情绪发生了变化。其后又出现美国批准李登辉“私人”访美，进一步激化两岸危机，部分民间知识分子开始对民族主义表达出极大的认同。以《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为标志，反美情绪在一部分人中急剧升温。该书受《日本可以说不》的启发，反对美国霸权，批判他们所指的80年代国内的“民族虚无主义”，并对冷战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立场和行为做出思考。从此，中国民间的爱国主义（当然，其中也包含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成份）激情迸发，极大地影响了青年一代。此后，类似读物不断出版，民间激情与体制对爱国主义的主导形成了特殊的呼应，与此相对照的则是自由主义普世主义的思想市场受到限制。可以说，经过这个特殊的10年，爱国主义在引导民众的思想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极大地改变了此前的民情环境，以至到了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和其后的“9·11”事件，国内在对待美国和西方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情绪较之80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虽然在没有统计研究之前我们无法深入分析这种情绪变化的代表性，但是以此为起点，开始新世纪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外向发力的全新塑造，则是从经验上可以深刻感知的。
六、余论
简要梳理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缘起与发展历史，可知其形成自身的特征与效用机制，即以国族利益至上型爱国主义为最基本的特征，以外向抗争和外向防御为最主要的作用效能，虽然其间强调国民利益优先地位的内向发力型爱国主义也几度起落，但是与前者相比较，其影响始终局限在小范围，甚至一度消失。之所以如此，当然与前述四个时期各有重心，又共具统摄效应的爱国主义型塑机制相关，但更为主要的，则是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国家需求叠加塑造的结果。
前者的时代基调是挽救民族危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决定了融传统在内的近代爱国主义所追求的首先是中华民族作为现代国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存权利。虽然少数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公民宗教”的影响，深究个体自由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即强调“nation-state”作为“国民国家”的意义，但是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看，由持续的民族革命所塑造的弱势民族反抗强权民族的族群抵抗型爱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构成其基础，因此锋芒向外，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其基本特征。虽然救亡需要启蒙，国家强盛需要民主共和，甚至阶级斗争的解放话语也包含反专制、反压迫的爱国意蕴，但是它们被视作两项任务而非同一任务的两个方面，民族独立与国民自由，被视作具有先后顺序的总体与个体的关系。这种对爱国主义“一分为二”而非“合二为一”的思维，让作为现实政治运动的爱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更加注重国族独立与国族权益。因此，“强国”优于“新民”，“民族建国”先于“民主建国”，没有总体的国族独立便没有个体的国民自由成为那个时代的共识，而民族国家作为联结国民个体的政治-文化有机整体，在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中的核心价值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后者的时代基调是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变。这种转变让凝聚新的意识形态认同，寻求民族文化共同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体制的核心需求，因此国族型爱国主义被征用，以担纲凝聚民心、引导民意的大任。它不仅全面嵌入与充实意识形态空间，也成为体制与民众联结的主要思想与情感纽带。而此一时期的中美（西）较量，无疑给爱国主义发挥空间，并使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高涨，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网络舆情。
上述两个时期一头一尾，前者为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奠基，后者框定其在当下的特征，虽然需求与效用各有不同，却都呈现总体上偏民族国家导向与外向发力的特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重心与演进趋势。尽管其间有后革命时代以阶级与世界革命话语代行爱国主义功能，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爱国主义的内向性成长，但似乎都没有动摇和改变更长时段由国家和体制需求所塑造的总体趋势。进入 90年代以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化，它通过外向发力实现内向规划，既塑造民众，又防范西渐。
不过，如果和平时期始终以国族型爱国主义作为政治价值之本，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抬头，爱国主义一旦缺少国民独立、自由与国家民主的价值支撑，就可能以民族主义替换爱国主义。而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不同，施莱尔马赫认为它是爱国主义与恐外症的结合体，即民族主义将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对他者的恐惧与排斥都结合起来，且以贬抑外部世界来确立自我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因此，如若民族主义替代了爱国主义，在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思想文化愈益多元的社会，就会制造撕裂，绑架体制，增加体制平衡民意的难度，且压缩务实外交的操作空间，最终消解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现代世界已经提供了诸多民族主义负面效应的经验支撑，我们要汲取教训，不能任由其成为烧身之火。
民族主义对进一步深化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更为不利。即使按照前人的设想将民族国家建设置于优先地位，国族独立后国民国家的完善也将成为紧迫任务。而助力现代国家建设的价值体系应该是多元、复合与均衡的。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民主、自由与爱国的强调，就能体现现代国家建设中民族国家与国民国家的有机关系——民族共同体与民主共同体的重合以该国族中国民个体权利的保障及其主权实现为基础，并由此促成国民的国家认同与情感，进而型构一个中华民族的政治国家。这是一个由个体权利、国家认同、人民主权、国家意志凝聚、民族民主国家形成的进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目标的实现时序可以有先后，但是完整的逻辑环节不可或缺。前人对国民国家建构的探索很有意义，内向发力的共和爱国与公民民族建构也十分重要。既往以来，我们格外重视族群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生存权利，重视爱国主义的外向发力，强调“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的民族-国家关系。而国族崛起之后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则要求我们重视以国民权利建构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建构，以爱国主义的内向发力去不断优化国家建设中的国民-国家关系。只有实现以公民文化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对族群民族主义的有效平衡，才能既推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又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如何塑造爱国主义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回溯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实践始终有益。借用前人谓晚清遭遇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观点，19世纪以来中国实则开启了战国至秦汉由封建向帝制转型后的又一次国家形态大转型。对于这一次大转型的内涵与走向，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及至更多先贤，抛开政治理念的差异，“强国”与“新民”则是共通的目的。而以今天的眼界追索前人足迹，实现从文化性的华夏国家转向政治性的中华国家，从帝制转向民治的基本轨迹始终清晰，即要达成“nation-state”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国民国家的双重建构。因此，特定时空的机会结构有差异，操作路径有不同，但是完成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结构性使命始终一致。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国家再造虽然首重以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国家强盛来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但是从更深层次上看，在民族崛起和国家强盛的追求中，始终包含着告别总体主义历史，以人民共同体的建构实现全体人民翻身求解放、当家作主人的宏伟目标，而且后者正是前者的内在动机。因此，现代中国的发展是“nation-state”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崛起，更是“nation-state”意义上的“国民国家”的崛起，即通过确立国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去提升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正是后者让前者能够自始至终地获得前行的动力。因此，在中华民族整体性摆脱民族危机，成为世界强国的今天，我们确有必要深入思考爱国主义的持续性意义，思考如何以爱国主义解决困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
吴 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汪 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